当202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一位银发老人坐在厦门嘉庚剧院的观众席里，陪观众跨年。她就是95岁的郑小瑛，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
曾三次患癌的她，至今活跃在台前幕后以及短视频里，被年轻人称作“硬核奶奶”。不久前，记者在厦门造访了她。
虽然腿脚未便，但郑小瑛依然头脑迅速，雷厉流行。三个多小时不中止的谈话中，无论是久远的回忆，照样中外音乐界新近发生的大事，都被她信手拈来，言语中有机锋，也有诙谐。
记者 吴桐
已往这一年，郑小瑛又完成了一件“硬核”大事：她指挥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10天内三次登台。她也又一次打破纪录，成为全天下指挥这部歌剧最年长的指挥家。
几天前，她还泛起在福建永定的祖宅“振声楼”。这座百年迈楼改建的墟落音乐课堂开放了，她说想为家乡的人开一扇窗，让乡下孩子可以在这里闻声交响乐，领会自己的文化，也通过音乐熟悉外面天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指挥家这一统领整个交响乐团的职业被男性垄断着。1930年，28岁的安东尼娅·布里珂受邀登上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席，成为天下上首位女指挥家。
在布里珂指挥柏林爱乐前一年，郑小瑛在上海出生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厥后成了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歌剧女指挥。
1987年，郑小瑛接见美国时，曾登门造访布里珂。布里珂直言不讳地问她：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得知她那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布里珂对她说：“你真幸运！”
但郑小瑛的人生里，拥有的不只是幸运。
弄堂里发展妈妈激励她“做好自己”
周末周刊：196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则新闻——《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演出》，纪录了10月3日你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的情景。文中写道：“观众们在每一场乐队最先演奏时都热情拍手，向第一位在苏联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致意。”听说你至今留着这张剪报，它对你来说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意义？
郑小瑛：那时刻我30明年，在莫斯科留学，傻乎乎的，只是起劲做好自己，没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但我妈妈在上海，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很喜悦，就剪下来，寄给了我。我看到报纸上先生对我的评价很高，也很受激励。
那时刻我仳离了，女儿和我妈妈一起在上海。我很想念我的女儿，指挥《托斯卡》的时刻就把女儿的照片放在谱子的最后一页，一曲终了，女儿冲着我甜甜地笑。
除了那份剪报，我另有剧院特为我制作的演出海报，20多年前我从北京迁居到厦门，整理器械的时刻才发现。另有一些干枯的玫瑰花瓣，是当晚收到的鲜花。莫斯科的花很贵，那些花瓣被我保留至今。
周末周刊：那篇关于《托斯卡》的报道很短，只有500多字，其中提到你的先生伊·波·巴因评价你“既有天才，又很用功”。但那是1962年，中苏关系在恶化，这场《托斯卡》的上演，背后一定难题重重吧？
郑小瑛：我去苏联留学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学校不再给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全靠我的几位导师顶住压力，帮我组织乐团，让我可以有时机指挥交响音乐会。指挥《托斯卡》，是出于我的歌剧导师拜因和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多年来对中国人友谊的一种回报。
另有一个难题——我没有总谱。我们指挥歌剧用的总谱，每一页都有20多行，由于包罗20多种乐器，指挥通过总谱才知道什么时刻谁发声，相互之间若何互助。但那时在莫斯科买不到总谱，只能买到钢琴谱。我的先生就把资料室提供应他的珍贵总谱悄悄借给我，让我把所有的乐器都标在钢琴谱上，然后，我再把这些记号全都起劲记在脑子里。
演出前，剧院只让我指挥了一次全剧的连排作为审核，而半年后演出时就再也没有给我排演的时机了，现在想想都让我后怕，但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啊。一位懂行的指挥家说：“这简直不能思议啊！”
那场演出异常乐成，我的导师第二天在课堂里对各国留学生说，你们有谁能像郑小瑛那样指挥一场《托斯卡》？这场演出奠基了我作为一个专业歌剧指挥的基础。
周末周刊：你是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怎么最先学习古典音乐的？
郑小瑛：我妈妈把我从小当淑女培育。所谓“淑女”就是让我接受周全的教育。妈妈爱看秀兰·邓波儿的影戏，她说秀兰·邓波儿会什么，我也得要会，于是我6岁最先学钢琴，还学了踢踏舞。我记得小时刻学校有恳亲会，先生就让我跳歌剧《卡门》里的西班牙舞曲“哈巴涅拉”，妈妈给我弄了块纱布染上颜色，还买了一把扇子当道具。
那时刻，谁也没想到，这个跳《卡门》的小女孩未来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指挥歌剧《卡门》的指挥家。这部歌剧，我指挥了100多场。
周末周刊：你母亲温嗣瑛是一位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新女性，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郑小瑛：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女子不如男”，她一直激励我和妹妹“起劲做好自己”。她曾经裹过小脚，但一听说可以铺开，立马就放了。一听说在上海，女孩子可以学新式体育，她就从重庆跑到上海修业。厥后，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女子现代体育先生。
周末周刊：《托斯卡》里最著名的咏叹调是《为艺术、为恋爱》，你有过三段婚姻，你怎么看待恋爱和婚姻？
郑小瑛：人的恋爱、婚姻，会随着差其余时代、差其余境遇发生转变，我以为很正常，我所幸没有在折腾里迷失自己，这一点很主要。
有时刻，年轻的孩子们向我讨教恋爱、婚姻，我经常说，恋爱和婚姻不是人生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女性，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自己。若是你能够自主、自强，那么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有任何变故，你照样你，任何的难题和挫折，你都可以泰然处之。
女指挥家与私见匹敌的漫漫长路
周末周刊：抗战发作后，你们一家从上海迁往重庆，你的生涯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郑小瑛：我原来是上海弄堂里的小丫头，去上学，穿什么颜色的裙子就搭配什么样的蝴蝶结，一定要配套。一到重庆，我看到上山扒柴的孩子都穿草鞋、打光脚，稀奇羡慕。小的时刻一点都不会以为苦，反而以为新鲜，自己也随着学。
实在孩子的遭受力、顺应力是很强的，以是我厥后教育女儿也是这样，从来不娇惯，要求她自主。她小时刻去拉练，几天不洗脸，行军累了，马路边躺下就睡，吃的也很差，在干草上睡觉，全身的虱子跳蚤。但童年时代履历过难题，往后的人生才有底气来遭受生涯里的灾祸。
周末周刊：你走上指挥之路，是有时吗？
郑小瑛：我19岁时放弃医学专业，跟同砚一起去解放区，进了文工团。团里许多人不识曲谱，学新歌时唱纰谬，我就帮人人纠正，就这么在人人的激励下当起了指挥。厥后，我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进入作曲系。
1955年苏团结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应邀来中央歌舞团组建合唱指挥班时，我被他选中，成了19个同砚里唯一的女生。那时我对指挥专业完全没有看法，只是在金陵女子大学念书的时刻，加入过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的演出。然而，派我去学合唱指挥我照样很喜悦的。
周末周刊：在杜马舍夫的合唱指挥班里只有你一个女生。到莫斯科留学后呢，女指挥多吗？
郑小瑛：那时刻，苏联培育女指挥的风潮已经由去了。我记得我的导师安诺索夫教授带我去见他的学生、苏联的第一位女指挥杜达洛娃时，她笑着问安诺索夫：“先生，你不是说再也不收女学生了吗？”安诺索夫回覆：“这个纷歧样，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而且稀奇有才气。”
厥后我也忍不住问安诺索夫，为什么他不再收女学生了？他对我说，培育一个指挥的成本很高，除了课堂教学，还要提供在乐队实习的时机。但那时在莫斯科，女性娶亲后基本上就在家相夫教子，很少能泛起在舞台上，这在他看来是教育资源一种极大的虚耗。
周末周刊：这几年出了好几部关于女指挥的影戏，其中一部叫作《指挥家》，就是讲安东尼娅·布里珂的故事。你以为，你比布里珂幸运吗？
文武结合 甄功夫走出新格局
当观众带着“年过花甲的甄子丹是否廉颇老矣”的疑问走进影院，却惊奇地发现这次自导自演的甄子丹不但交出了“文武双全”的答卷，还贡献出了自己导演生涯中的最佳作品。
郑小瑛：1987年我见到布里珂时，她已经80多岁了，戴着一顶白色的绒帽，披着一条大围巾，深陷在沙发中，晦气便站起来，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她对我说：“你真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有很深的私见。”
那时刻，我并不明白她所说的幸运是什么，私见是什么。直到我看了《指挥家》这部影戏，我才知道布里珂那时有多灾，要打破若干性其余私见和阻碍。
周末周刊：影戏里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布里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教她钢琴的先生时，先生对她的忠言是不如去找一门好姻缘。当她终于被柏林国立音乐学院录取，指挥家卡尔·穆克却迎面撕掉了推荐信。你作为女指挥的发展历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阻碍？
郑小瑛：我没有。我以为在中国，男女同等的意识要比西方提高许多。我所发展的年月，一直的主张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央，我从未感受到自己由于女性的身份被歧视，需要去打破什么、战胜什么。
布里珂终其一生的起劲，都没能获得一个职业乐团常任指挥的职位，而我在1978年就担任了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在西方乐团担任要职的女性，第一个要算2005年澳大利亚女指挥西蒙娜·杨担任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第二个就是马琳·阿尔索普，她在2007年成为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登上主要指挥岗位的时间比西方的女指挥早了近30年，真的很幸运。但中国古典音乐的生长那时不在西方谈论界的视野之内，以是我1994年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西方歌剧在中国”时，还被媒体问到：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子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也才第一次知道我这其中国女指挥的成就在西方人眼里竟是一朵奇葩。
周末周刊：提及马琳·阿尔索普，她最近带着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了。有着“天下头号女指挥家”之称的她，发展的历程同样是匹敌私见的漫漫长路。
郑小瑛：阿尔索普来中国演出，给我写信示意问候。在第二封来信中，她转来了关于她的一部纪录片，内里讲到，20世纪70年月，她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班时期，告诉小提琴先生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指挥家，而她获得的回应是“女孩子是不能成为指挥家的”。
我在给她的回信中，聊了聊我所领会的华人女指挥的情形。据我的统计，现在已有38位华人女指挥活跃在中外舞台上，她们或是获得了国际竞赛奖项，或是以指挥为职业。时代赋予了女指挥新的可能，希望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气力，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爱、明白和包容。
倒在指挥台上是最浪漫的事
周末周刊：1997年，当你退休后，正设计到厦门筹建乐团的时刻，突然检查出了直肠癌。但知道这个新闻的下昼，你照常去北大给年轻人上课。面临癌症，心里不畏惧吗？
郑小瑛：癌症固然是一件恐怖的事，但对我来说，那时还没有发作，身体上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我就不想打乱原来的设计。我每年都市去清华、北大给学生们授课，那天讲完了，学生们还让我带着他们唱歌，我就站到桌子上，指挥他们唱了国歌，完全遗忘我马上就要进医院这件事。
实在刚最先也主要过，由于另有许多事没做完，有点不情愿。镇静下来后，我决议好好治疗。我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我还能再指挥吗？他说，航行员都还能上天，你有什么不能？是他给了我面临癌症的勇气，我想，若是有一天倒在指挥台上，那是最浪漫的事了。
周末周刊：1998年，你出院后一个月，就飞去爱沙尼亚演出了。那时刻身体状态大不如前，你为什么要坚持演出？
郑小瑛：那一次似乎是有点冒险，化疗掉的头发没长出来，我是戴着假发去的，还带了一箱子中药。但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一直在等我的新闻，那是一场请我来先容中国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机罹忧伤啊。我放疗竣事后问医生，我一个月以后可不能以去指挥，医生说可以，我就在医院的楼梯上往返磨炼，以求恢复体力。
在爱沙尼亚，我指挥了两场中国交响乐音乐会，包罗章红艳演奏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爱沙尼亚国家歌剧院很热情，他们趁我来爱沙尼亚，就诚邀我在他们的国家歌剧院再指挥一场法国歌剧《卡门》，但没有排演时间了，只能直接上演。那时刻我犹豫了，我明白了这个难度，就不像33岁指挥《托斯卡》的时刻那么勇敢了。厥后看了一场他们的演出，领会了这是一个训练有素、音乐能力相当高的歌剧团，我就准许了。
我记得，那场演出刚竣事，章红艳就给还在乐池里的我送来一束花。她说：“这里的2000人，只有我一小我私人知道你有何等不容易！”
周末周刊：艺术家很不容易的一点就在于，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你都要上台，演出都要继续。
郑小瑛：我是不愿意向观众注释也不愿祈求他们原谅的，有时刻带着病痛去排演，也不会让演奏员知道我今天不恬静，请人人原谅我。由于我是来率领人人前进的。
周末周刊：2014年、2015年你第二次、第三次发现患癌时，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一小我私人去医院做了放疗，为什么？
郑小瑛：由于已经有过面临癌症的履历了，再一次查出来，我就很听医生的话，很配合治疗。那时的手艺已不用住院，延续五天去医院做半小时靶向放疗就可以了。那我就想，何须穷苦别人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周末周刊：是不是对自己太严苛了？从来不允许自己软弱？
郑小瑛：指挥家就像军队的司令员，你要不以身作则，怎么率领好这个队伍？
有人说，乐队里所有的乐手都是自己的乐器，我不赞成这样的比喻。他们都是有修养的艺术家呀，若是指挥家的能力不够，人格魅力不足，不被人人接受，乐手们是不会买你的账的，他们可能不会投入热情，不会奏出有生命力的音乐。指挥家需要依赖所有的乐手协力去缔造出美妙的音乐，脱离他们，你就是真正的光杆司令啊！
一辈子就干这一件小事
周末周刊：去年你指挥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的首演，为什么一定要推出中文版？
郑小瑛：我1963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很想把这部歌剧带给中国观众。那时中央歌剧院正要排演《托斯卡》，但剧本审批没通过。极左派的理由是，托斯卡不是个英雄人物，她供出了革命者，怎么能够当主角呢？另有，男主角临死前唱了一首《星光光耀》，还依恋生命和恋爱，英雄人物不是应该视死如归吗？
以是去年，我把《托斯卡》译配成中文，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听懂内里每一句唱词，领会托斯卡只是一个纯粹的、无邪善良的艺术家，她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她受不了眼睁睁地看着爱人被折磨，而脱口供出了革命者藏身的地方。她热爱的画家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同情革命和正义，宁愿牺牲自己的恋爱和生命。
一部艺术作品，应该允许人性庞大多样的出现，让观众自己去判断，每小我私人都市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一次，我们用中文把《托斯卡》清清晰楚地先容给我们的观众，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
周末周刊：你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洋戏中唱”，把经典歌剧翻译成中文演唱，但也有许多人以为，浏览西方歌剧最好去浏览原文的演唱。您怎么看待这两种看法的碰撞？
郑小瑛：在全天下许多国家，先容外国歌剧的时刻主要用他们本国的语言，为本国人民服务。就拿歌剧来讲，有几小我私人能听懂原文？
若是是看一幅画，我可以先看上半部，然后看下半部，转头再看某个细节。但音乐不是这样的，它永远随着时间的流动向前，一个瞬间没懂，新的信息又来了。以是要高效地转达你的信息，打悦耳，必须让语言和音乐很好地连系。多数以天下文学名著为剧本的歌剧，通过精彩音乐塑造的戏剧形象，会更深刻地转达其头脑内容，要害是，人们需要每句都听得懂。
艺术家不要做出一副高不能攀的样子，搞艺术不是为炫耀小我私人成就，而是在跟人人分享的历程中获得快乐，这才是艺术的价值。
周末周刊：走上艺术的蹊径不难，难的是一直保持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你总是在不停探索，不停创业，动力来自那里？
郑小瑛：这些年迈有人来采访我，问我许多为什么。我说，我有一个座右铭，叫作“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要是发现一件事有人需要，而我恰巧会干，我就会去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看重我的观众给我的反馈，他们是我的服务工具，也是我的气力源泉。
许多时刻，若是你做一件事的起点仅仅来自自我的话，是很容易枯竭的。若是来自社会对你的需要，就会有源源不停的动力，朝着自己的理想去走。
周末周刊：你一直未变的理想是什么？
郑小瑛：实在，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就是一件小事。我知道，从天下局限来看，自己的指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但我要把我知道的这一点器械尽可能地跟我的同胞分享，让别人的起点可以高一点。虽然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要全力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郑小瑛
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第一位登上外洋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爱乐女”室内乐团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现任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央艺术总监。
[
责编：张晓荣
]
